宽容的力量

那就是对别人要求太多，对自己放松太多。对自己不严格要求，不想想自己也有很多缺点，却也能得到不少人的宽容。

可以这样讲，微博上虽然还有些人谩骂，但我不愿意称他们为“五毛”，为什么？我觉得用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方式，不要轻易说别人是“五毛”。在微博上反对我的人，谩骂我的人，肯定比一些朋友要少。谩骂者他们来得不多了，为什么来得不多呢？他们也许觉得无趣。你们骂我，我又不理你，我既不删帖，又不拉黑，还不跟你对骂，同时又不跟你争论。我对凡是有见识的人，无论你是反对我，还是赞扬我，当然要有所回应。我觉得平和理性、宽容大度，也是一个渐渐的学习过程。

我现在，绝对不会在网络上跟谁进行无谓的争吵，我自己微博每天只发几条，发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我对各种各样的言论，哪怕我不赞同的言论，比如一些左派的言论，我不会@他们，但是我隔一段会去看看他们的言论。看了他们的言论，一般我不一定会针对他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去发表言论。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我看来，你如果要与谁争论，他的言论要有相当的代表性，才值得批评或者赞成。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太在意，而且我这个人强调要让思想在一个平台上平等竞争。我是一直相信思想市场的，就是说，在没有读过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样的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思想是有市场的”，应该让它自由平等地竞争。与其说我在意谁的思想高明、思想深刻，还不如说我在意要有一个思想自由竞争的平台，这才是最重要的。

换言之，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自由表达是很重要的，不需要把别人灭了你自己的想法才能存在。再言之，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之建立对于思想竞争的重要性很大，而不是说战胜了你，更不用说灭了你。但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为搭建这样的制度性平台努力，而是不停地想要消灭别人的想法，至于谩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现在我们来看看胡适先生对待谩骂的态度。

杨铨是胡适中国公学时候的学生，后来又与他一起留学美国，基本上是在师友之间，所以交情还可以。1930年，杨铨给胡适写信抱怨说很多人骂他，希望求得胡适理解，胡适先生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重要，这封信是关于对待“谩骂”的态度的）。

胡适说，我被别人骂了十多年，别人骂得不对，我们替他着急，别人骂得下流，我们替他难过。如果，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谩骂的靶子，他们能得到益处，当然我也是乐意的。胡适进一步说，对待谩骂，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大家都知道鲁迅和胡适是有过结的。因为鲁迅先生写很多文章“刺儿”胡适（我们四川话喜欢说“刺儿”，就是“挑刺”的“刺”，含有讥刺之意），鲁迅先生非常擅长此道。比如，鲁迅先生在小说和文章中取笑潘光旦、顾颉刚之类等等，喜欢用别人生理上的某点缺陷来取笑。

按照道理讲，那个时代鲁迅跟很多人打过笔仗，但是惟独没有跟胡适打过笔仗，那是因为胡适不想打。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过后，已经有一定名声的青年女作家苏雪林（后来成为研究李商隐的专家），写了一封信给胡适，痛骂鲁迅先生，希望能联手起来批评和清算已死的鲁迅。胡适先生给她的回信中说，鲁迅先生固然批评过我，但是我对你这个态度，深表遗憾。他说：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不能万美集于一身；不喜欢一个人，我们不能万恶集于一身，我们要就事论事，方有持平之论。胡适接着说：鲁迅先生早期的文学创作和《中国小说史略》，这些都是上等功夫。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鲁迅先生的人，对鲁迅先生的杂文评价很高，其实我对鲁迅的杂文就评价不高，自少是《坟》以后的杂文充满太多的戾气，写得晦涩，有太多的仇怨。这一点，可能说起来就话长了。就是说，写杂文和写时评到底有什么不同，杂文要带来什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其实鲁迅被表扬得太多的杂文并不是他的精神遗产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各位会和我这个看法有所不同，这没有关系，也许我以后会写文章来专门论述这个事。我也基本上同意胡适先生的看法，我觉得鲁迅早年的那些著作是非常棒的。

总言之，胡适对批评和骂过他的人都能心平气和，有相对公允持平之论。到了晚年，则更不用说了。

众所周知，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他两边不讨好，被批评得很多。其实二三十年代，任卓宣（叶青），投向国民党后写了一系列批评胡适的文章，最后集成了书，叫《胡适批判》两册。还有一个在德国学到了唯物史观的人叫李季，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很糟糕。就是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倾势力开始抬头的时候，胡适的影响逐步降低。抗战的时候，由于胡适当了驻美大使，在青年当中带来一些好感，随着整个社会越来越左倾，使得胡适的影响越来越小。在国共内战时期影响力大减，甚至没能影响到他的幼子随他南迁。

1949年5月11日，史学家陈垣，后来当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合作。1950年9月22日，胡先生的次子，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我的父亲胡适》。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当中对傅斯年、胡适和钱穆这些人有所批评。1954年开始至1955年，一直连续批了八个月，整个大陆批判胡适然后集成了八大册《胡适批判》，有几百万字之多。

1958年左右，胡适两边不讨好，就像当年的《四郎探母》，大陆不能演，台湾也不能演，因为暗含着通敌之意。大陆不喜欢胡适，因为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讲道理、有理性、有怀疑精神。有很多人至今为止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大精力的批判胡适，这正是胡适的思想不被人们了解的一个原因。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晚年做寓公，非常凄凉，其实这是胡适他自己不选择在美国做事的结果。他认为，台湾虽然很小，但还是一个将来能够实现他民主自由理念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选择回台湾。同时他又不能完全附和国民党的要求，尤其当时蒋经国是情治系统的领导人。

五十年代，胡适除了受大陆批评外，还受香港报刊杂志上徐复观所撰写的来自文化保守主义文章之批评，更直接的是来自于蒋经国主政的情治系统的不断批评，最后结成了一个册子《胡适与国运》，这本小册子把胡适批得狗血喷头。也就是说，胡适一生，一方面赢得了很大的名声，另一方面又受到很多的批评与误解。但他并没有抱怨，他一生都在努力，受到诸种谩骂时都能很理性地对待，而且坚持用一种理性、平和、有风度的态度去看待这一切。单凭这点来看，就跟很多人不一样。我写过一篇万多字的长文章名叫《自由与微笑：胡适图像研究》来申说此点。

我研究胡适的照片，很奇怪，胡适愤怒的照片基本上没有。我说，第一、胡适愤怒过没有，肯定愤怒过，但是没人拍下来；第二、图像在传播过程当中有选择性，比如说有些图像可能是胡适要求的，是胡适能够控制的，可能他不喜欢登愤怒风格的；另一方面，可能新闻界也确实没有拍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胡适一生基本上没有愤怒的照片，但有愁眉苦脸的照片。胡适1909年的一张照片愁眉苦脸，我分析过，1909年他刚好剪了辫子，留了个分头，然后把风纪扣扣上，那脸上还有点愁容，但并没有仇恨。到了1914年，进入康奈尔大学之后，他送给跟他此后有50年交情的韦莲司，周质平先生写了一本书《深情50年：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

他送给韦莲司这张照片风度可人，眼含笑意，完全是一个翩翩少年。他送江冬秀的照片就是另外一副神情，其照片为“室中读书图”，让江冬秀对他放心对他的期许，这种差别已显示出他把韦莲司当朋友，而视江冬秀为未来太太的微妙心态。照片的胡适自信、俊朗，旁边题有“万里送行役，轩车履复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其他诸多照片在显示他不拿一张难看的脸给要看的做人要诀。具体情形，我就不多讲，大家可以到网络搜索我那篇《自由与微笑：胡适图像研究》来看。

说到胡适的婚姻，叫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尤其是有些人不能理解，胡适为什么这样选择。当然，那个时代，知和行不能统一的人很多，比如鲁迅先生。很多人都批判包办婚姻，像鲁迅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挣扎，胡适当然也有，是人都应该有，只是普通民众的挣扎不为人知而已。

胡适对自己的母亲非常之爱，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出现了我的朋友谢泳兄曾经研究过的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中的“寡母抚孤现象”。胡适的哥哥嫂嫂都比她母亲年龄更大，她母亲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当继母，这里面的婆媳不和、妯娌之战、兄弟纷争等等，给胡适的母亲带来很大的困扰。有些时候，胡适看到自己母亲关着门暗自饮泣，他心里面就会很难过。胡适为什么常是一张充满笑容的脸，为什么人那么讲究体面，为什么能那么宽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从小看到自己母亲左右为难，后来他说：人世间最下流的事，无过于拿一张难看的脸给别人看。

到康奈尔大学读书后，他看了很多哲学书，上布尔教授的几门课其中有一门课就叫《容忍史》。《容忍史》主要是讲宽容的历史，容忍的历史，讲异教徒遭受的迫害与宽容之关系，讲平等、讲理性与宽容之关系等等。讲到宽容对人类的重要性，这对胡适影响很大，他晚年有一句名言，叫：“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布尔教授所说。

另一方面，一个哲学教授艾德勒教胡适要怎么样对待那些在言论上的追随者：你要让你意见的追随者知道，每个人都独立地表现自己，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见解，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们成为你的粉丝和对你意见完全照单全收的追随者。他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意见领袖，要随时提醒别人：我的这些言论当中，可能有错。你一定要自己想一想，不能照单全收。有一些人，今天看到某一个人表扬了他的哪一段文字，表扬了他的哪篇文章，他就很少想到这一点。他甚至觉得：你是我的粉丝，然后很得意，很多人都是如此得意的心态。他不想说：“No，你不应该做我的粉丝，你是我的一个读者，你甚至可能是我的一个批评者，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其实说白了，到了公民社会，不在于说：刘晓波敢批评，冉云飞敢批评，高氏兄弟敢批评，不在于这些少数人，而在于每个人都敢自由地批评，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胡适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雷震，大家都知道，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新闻人，《自由中国》杂志被关的时候，他被判了十年。雷震在此前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们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有分际的话。”如果这句话是个一般人说的，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你的第一感觉可能是，他是个弱者，他不敢说真话实话，你可能会骂。但是请你记住：他是雷震，坐了十年大牢，办《自由中国》多年，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政协秘书长，也算高官，又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看雷震这种人，为什么如此勇敢？他却说“我们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有分际的话”，这是值得思考的，这绝对与胆小无关。胡适也很赞赏他这句话，也说：“我们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负责任的话”。

胡适在三十年代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专门在开篇辟首的“前言”当中说：“我们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负责任的话”。他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这并不能反推过来，政府随便制止言论是对的。这是两个概念，言论是自由的，思想是无罪的，思想可能有错，但是无罪。经过理性的探讨，而不是高压的情形，如果错了，一个人应该承认错误。承认犯错，这并不丢脸，人是有局限的动物，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所有人在浩瀚的知识面前，都是那么卑微和渺小，随时有可能出错。

但我们中国很多人确实是不大容易认错，要让一个人承认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丢面子，但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思想家，确实要把我说的话对社会的影响尽量地考虑到，但这并不能反推过来说，限制言论自由是对的。每个个体在说他自己的话的时候，要尽量去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什么是公民？公民就是每个人要担当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能把你的责任推卸给别人。

比如，我十五六岁的女儿，她说她要练书法。我说你练可以，但是你要想清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你不能中间随便不学，因为你应该有毅力。如果确实是有外力不可抗拒，我们可以不学，但一般情形下，应该能坚持，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而且我会告诉她，你学了课外的东西，它会占用你玩的时间，固然学了增长知识，增添自己的艺术修养，但玩的时间也少了，我会告诉她这两方面的东西，然后最终让她自己选择。让你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才是一个培养公民的方式。“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说有分际的话”，不是你胆小怕事，而是要有一分论据说一分话，“分际”就是这个意思，有分寸和边界。我认为发表公共言说的时候，应该尽量对照这一点。

人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说得十全十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互相之间不应该谩骂，我觉得谩骂其实是一个偷懒的做法。大家互相骂了之后，你想一想，留下来些什么东西呢？谩骂不是有效的交流，而是增添仇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不要为仇恨所束缚》，朋友们在网上能够搜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被固有思维束缚了自己，被仇恨所绑架。

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说过：“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并不在人与人之间，而在于你没有抛开成见。

其实，很多不必要的争论都是来源于成见，来源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来源于自己有一个心理。这一点胡适也说过：我一定不会犯错。这个心理是非常要命的，非常有问题的。事实上有很多人一旦想到自己不会犯错，那他当然会觉得错都在别人。以至于要让他认错是不可能的，要平和切实地探讨是不可能的，要有风度、理性和宽容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会受到毒化。

可以这样讲，大家身上都有很多仇恨意识、排他意识，很少有谈判和妥协的态度。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很少有谈判的态度；公民和官方之间，也很少有谈判的态度。我觉得胡适不仅影响了我，对这个时代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大家一定要学会妥协、谈判，一定要学会宽容、理性、平和去对待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事，哪怕是同你利益冲突很大的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要理性去地批评社会以及与他人争论。有些人会问：“你批评政府很厉害嘛，你那些言论过激嘛，那你还来讲平和与理性，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又卖矛又卖盾吗？”好，ok，我承认我可能在批评的时候，批评机构与制度的时候，确实是比一些人激烈些。但我有个前提，批评的一切都尽量说理，讲究证据。可以这样说，证据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觉得我观点有问题，那是可以讨论的，可以批评的。

另外我这个人比较少批评个人，也许有一些人会说，你就是个充满世故、充满乡愿的人，你怕得罪人。我说：“你错。”在哪种情形下，我才批评个人呢？

举个简单例子，郭小四（郭敬明），你文章写得多么好，你写得多么糟，你挣了多少钱，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一点都没兴趣议论你，没有议论的必要。虽然没兴趣议论，但是当你抄了庄羽的作品，而法院已然公正判决，你不承认错无道歉，你的粉丝还追捧这种不承认错误的做法，我认为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对社会公共领域之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于是，我写了篇叫《没有做人底线的爱》来批评郭敬明和他的粉丝。

再比如余秋雨，你把“致仕”讲成“做官”讲错了，你在青歌赛的表现不佳，我没兴趣批评你。即便你讲“文革是你最好的岁月”，虽然混淆了文革的残酷本质，但我都还可以理解你，至少其中有你的个人情感，可展缓对你的批评。但是当你面对那么多受灾的民众，他们为自己争取权利，你还要他们保持动人的气氛，于此“含泪劝告”。那么，我就认为你就过界了，越过了做人的底线，那我就要批评你。但无论怎么批评，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必须的。你不能说：“余秋雨，你这个傻X，你还觉得你是大学问家，‘致仕’你都讲成了‘做官’，连‘退休’你都不知道？”这个态度，我认为就不可取。如果我对此做批评，我会说：“余先生，‘致仕’这个词你讲错了，希望你有机会修正。”仅此而已，而不是说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更不是谩骂。

批评人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该否认别人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尽管他的成就有待于讨论，但是你不能完全去以偏概全，进行全称判断。

有些人批评人和事，喜欢来逻辑上的全称判断，以便一锤子结束战斗。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公众人物，在别人因言系狱时落井下石，他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如果，只是不够能勇敢而沉默，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不能过于从高线上去苛求，人都是有局限的动物。

为什么有一些人交朋友老说自己交友不慎呢？为什么你曾经的朋友把你以前说给他的心事翻个底朝天？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第一、要么就是你认识不清，缺乏经验；第二、要么就是你这个人急功近利。交朋友，我认为价值观绝对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有的人在是非观念上很可能是朋友，但不一定和他走得那么近，为什么？我可能对你不够宽容的个性有所警惕和保留，不会与你走得太近，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你明天可能因为某件小事与我不睦，把我与你交心的事翻个底朝天。换言之，一方面，你要看这个人的价值观跟你是不是基本相同的；另一方面，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宽容的精神，与这样的人交朋友才是比较可靠的。

人都是有缺陷的，千万不要感到自己没有缺陷。No，人人都有缺陷。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翻脸，互相指责？那就是对别人要求太多，对自己放松太多。对自己不严格要求，不想想自己也有很多缺点，却也能得到不少人的宽容。也就是说，不少人缺少胡适先生的这种宽容精神，才是许多人互相攻击的原因。